“知其不可为而不为”——在《庄子》中安顿人心之“不得已”

“不得已”,解为“不得尽”或“不得矣”,即人之于某种境遇的不可逃,无可奈。此种无奈之情具有超时代性,根植于从古至今、而东至西的每次人类精神危机。

    “不得已”在庄子思想中有极为重要的地位。在《庄子》内篇中,“不得已”一词出现了五次。其中,《大宗师》有二:“崔乎其不得已乎”;“以知为时者,不得已于事也”。《人间世》有三说:“无门无毒,一而寓于不得已,则几矣”;“为人臣子者,固有所不得已”;“且夫乘物以游心,托不得已以养中,至矣”。加之外、杂篇,“不得已”共出现有十五次之多。

    笔者之所以关注到这一议题,是因为尤感“不得已”所带有的现世价值。笔者尤感当代青年人被“内卷”“996”等现代社会运转模式所裹挟、所困扰,更感到自己在庞大的社会机器面前力不从心。《庄子》的超前性,即在于为古今的人生困境提供良药:何以接受“被抛入”世界的荒谬,何以享受命运的荒诞,何以超脱人世的悲欢。庄子的意义之大,正如海德格尔所言,庄子提供了一种“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”的生命状态,是不离樊笼,却出于凡尘,不为所困的心境。

“不得已”之义的解读

    “天下有大戒二:其一,命也;其一,义也。子之爱亲,命也,不可解于心;臣之事君,义也,无适而非君也,无所逃于天地之间。是之谓大戒。”

——《人间世》

    人生在世,不得不遵循之事有二:一为命,二为义。此二者先天地限制着人,是人所无可回避的生存境遇。这种说法听起来似乎带有某种消极避世之意,但若结合庄子所处的时代,连年征战、动荡不安、民不聊生,时代的创伤带给春秋末、战国初期的百姓的,是一种望不到尽头的硝烟。在烽火中救赎、安顿人心,在跌宕起伏的历史中探索人心恒常平静的出路,是庄子的真意所在。

在庄子看来,对人事起伏、悲欢离合的捶胸顿足是没有必要的,原因有二:

1、“不得已”来自人心之“刻意”

    “死生、存亡、穷达、贫富、贤与不贤、毁誉、饥渴、寒暑,是事之变,命之行也。”(《庄子·德充符》)一切悲喜皆来自“死生”“穷达”等相对而生、有是有非的概念,然则这些相待而生的概念本就为“我”的臆想,并没有实际的根据。

    “庄周梦蝶”的故事家喻户晓。人生如梦,庄周黄粱一梦方才醒悟自己并非舞蝶,你我又会不会在某天幡然清醒:生死得失不过是人世一梦?既然人无从判断何时为梦、何时为醒,在这如梦境般的飘渺人生中,又缘何要为得失而悲欢?

    “丽姬涕泣”进一步讲述了这个道理:丽姬曾对“至于王所”的生活担惊受怕,“涕泣沾襟”,待及她“与王同筐床,食刍豢”,才意识到此前的忧虑无足挂齿,反倒开始“后悔其泣”。是非得失不过一时,人何以从一时的悲欢揣测未来?古今成王终落败寇,朝令不过夕改,在无常的世间中,与其担惊受怕,不如“如其所是”,如真人般“不逆寡,不雄成,不谟士”(《庄子·大宗师》)。

    如此这般,人之悲欢何以至此?《刻意》云:“感而后应,破而后动,不得已而后起。”人的百感交集来自于某种他物“逼迫”“催促”,进而有所“动”“应”。《德充符》言:“有人之形,故群于人;无人之情,故是非不得于身。”人在社会中受他物之“刻意”,对他物有了是非的评判,故而形成了偏执的心态、狭隘的视野,也就是所谓“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”的“成心”。

2、“不得已”来自于“成心”

    《齐物论》着重刻画了人生之迷惘、疲惫的根源:彼我之分。

    人生之苦根植于“我”与“彼”的区分。为何苦痛?因为“我”肯定了“我”的存在,“我”决定了我对待是非的态度:“我”既然是一个“是”,就只可能以“是”的态度来对待“是”,以“非”的态度来对待“非”,建立起“是”“非”的对立性态度。“我所喜则喜,我所悲则伤”,当我遇我所爱之事,自然乐此不疲;当我遇我所恨之事,不免产生被动裹挟之感。然则凡人皆有得则有失,我亦于世间苦乐参半,踉跄于人生之跌宕中,疲惫不堪。正如庄子所言:“与物相刃相靡,其行尽如弛,而莫之能止。不亦悲乎!”。

    这种区分“我”与“彼”的“成心”不光是个人自主地呈现,也受到了潜在的他人的影响,即人不可避免地有社会性的存在。在庄子看来,促使“成心”形成的是“明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”的儒家思想:儒家将人的社会角色固定在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夫妻、朋友之中,一个人是在一定的角色中扮演“角色”,而绝不可能在“角色”之外成为“人”。但这种“角色”在庄子看来是后人强加的“伪”——“礼者,世俗之所为也;真者,所以受于天也,自然不可易也。”“道泽及万世而不为仁”“天之小人,人之君子”。

    故而庄子所追求的“神人”境界,是藐姑射山中那个将放下彼我的区隔,放下对是非的判断,放下对仁义善恶的执念,“大而化之”以至于“哀乐不能入,物莫之伤”的神人。他在乱世中安然地接受着所不能改变的一切,他从有得有失、有起有落的存在状态中超脱出来,永远地自在、淡然。

何以安顿人心之“不得已”

    庄子所提出的救赎之法,便是意识到包括生死在内的“不得已”乃“我生有涯”的边际,以“形生老死皆我也”的淡然面对人间世,以“死生一观,物我兼忘,当所遇而安之,先后之所接”的态度行道。

1、“逍遥”乐道

   庄子之“逍遥”并非逃离人世之苦楚,而是在“困苦”中直面、接受困苦,身在世而心“自得”。《逍遥游》中,鲲化鹏飞的历程便是庄子“囿于小知”的心“大而化之”的过程。

    鲲本意为鱼籽,在庄子笔下却有千里之大,“化而为鸟”后“怒而飞,其翼若垂天之云”。学界常认为,鲲作为鱼籽形体本小,却被描绘为形体巨大的灵物,是被用来衬托心灵的宽广。

   一枚鱼籽于人看来不过是小小一只,在天地视角看来,其心却是“不知其几千里也”。由此,“形”之局限无妨“心”之广阔,人之寿命往往注定有限,但一旦转化为天地视角,寿命之有限不过是一叶障目,人心之广博才具有超越时空的意义。

2、修养之法——“吾丧我”“坐忘”

    鲲化为鹏的心灵跃升,是一种对旧有视角的扬弃和天地视角的肯定,其背后也不过是庄子所谓“吾丧我”“坐忘”的修养工夫。

    相较于“我”,“吾”是一个跳脱于是非框架的自在的个体。之所以“丧我”,便是要在功利境界中从物我、人我、彼此这样的对象性关系中超脱出来,作为一个不再“是其所是,非其所非”的存在,做一个不再纠缠于种种仁义礼智的存在。这样的人坦然若《大宗师》中在子舆病倒之时说出“伟哉夫造物者,将以予为此拘拘也”的好友子祀;是那个将生老病死看作“劳我以生,佚我以老,息我以死”的人。

    庄子讲:“愈遗之,愈得之”。“坐忘”是《大宗师》中颜回所提及的修养功夫。从“相忘于江湖”“相忘于道数”到“相忘以生”,超越了偏私,抛弃了已有的原则、体制形成的“成心”,才能“同于大道”,达于大道。（作者:左家齐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