初相识:“相逢一醉是前缘”
初识苏东坡,在一本不薄不厚的《苏轼词集》中,封面很典雅,上面用方正的小楷字印着东坡那句经典的“竹杖芒鞋轻胜马,谁怕?一蓑烟雨任平生”。当时只觉得这句词好洒脱,平生路漫漫,轻衣一身,烟雨阴晴不过过眼云烟。为了这句话,我第一次翻开东坡集,第一次当时年幼,只觉得每句话读起来似懂非懂、意犹未尽,读了不饱,不读又眼馋。也是从那时候,东坡这个词人在我心理突然跳出了教科书里条条框框的束缚,成了一个活生生的有趣的人。
华夏千年的中华美学历程,李泽厚先生却在《美的历程》中为东坡留了单独的一章。他论东坡极多,从诗词到书画,从园林大师到美食大家,东坡的一生在李泽厚先生的笔下宛如一本读不尽的巨著,看得完却懂不透。
在李泽厚先生看来,苏轼自身便带有这种无法脱离时代矛盾的空漠、无奈之感。但苏轼的矛盾又不同于具象化的政治哀伤,他更抽离、也更深刻,他有着对整个人生、世上纷扰究竟有何目的和意义这个根本问题的怀疑、厌倦和企求解脱与舍弃。从年少有为、被皇室寄予厚望,到历尽人事变迁、政治纠纷,苏轼不断地进行自我安慰、时时展现出一副随遇而安的“乐观”情绪,也埋藏着一种要求彻底解脱的出世观念。
喜重逢:“除却巫山不是云”
再次品读东坡的一生,是在林语堂先生的《苏东坡传》中。林语堂先生对东坡评价极高,他纵观了在文艺史上能与东坡相提并论的几位大家:李白是一颗刹那间壮观闪耀后自行消灭的流星,杜甫是一位学富而文工的仁厚长者,东坡则是那个始终富有青春活力的不老青年。“他像一阵清风一样度过了一生,不生缘故”,我喜欢这样的评价,亦或者是喜欢东坡先生这样恬淡而艺术性的一生。
苏轼的一生承担了太多常人所难以承担的命运,可他在苦楚中一次又一次站起来,接受了一个又一个此时此刻,才达到了常人所不能企及的境界。“问汝平生功业,黄州惠州儋州”,三个留给苏轼最大伤心行径之地,成就了他在艺术史上的伟大成就,也为他的人生赋予了最大的可供参考的艺术价值。
品读过苏轼的一生,我们或许方能理解艺术背后的人格,人格背后最大的艺术。
东坡其诗,东坡其人
金榜题名:“千里快哉风”
青年苏轼一派壮志凌云,才气纵横而不可抑制。他早年中举,归家守丧两年后入京做官。1061年又受朝廷任命到大理做评事,签书凤翔府判官。
那时的东坡年富力强,内心难以平静下来。“人生到处知何似,应似飞鸿踏雪泥”,诗随情动,年轻的东坡内心宛若“飞鸿”,一只鸟梦游于太空星斗之间,无所依凭、自由翱翔。
同期的诗歌中,“料想春光先到处,吹绽梅英”“住在潮头来处渺天涯”等等词句意境明媚,视野宏大,颇具有东坡初试锋芒时自鸣得意之感。
遨游八方:“诗酒趁年华”
熙宁四年(1071年)正值“拗相公”王安石变法,面对着持续八年的天怒人怨,苏东坡口诛笔伐,公然上书反对王安石变法。然而,在群小之辈捏造下,苏东坡被迫陷于纠纷之中,自请降职至杭州就任,后又先后前往密州、徐州任知州。
东坡本就有着近乎赤子般的狂放不羁,一次小小的挫败并不为他所忧,相反,他以天真快活的心境很快适应了在杭州的生活。
“始悟山野姿,异趣难自强。人生安为乐,吾策殊未良。”飘逸自然、灵动生气,这是他那时诗歌的特点。与家人在一起,他唱出下面的诗句:船头斫鲜细缕缕,船尾炊玉香浮浮。同官衙僚属同游时,大家欢天喜地之中,他就写出这样清新愉快的句子:游舫已妆吴榜稳,舞衫初试越罗新。
这时的苏轼贴近于一种心智完全成熟的状态——愤怒与苛酷的火气已然消散,只剩下安详平和的心境。仅仅是命运几次小小的捉弄,还不足以让傲气的东坡走向“认命”。此时的他正如一个个在社会摸爬滚打下成长的普通人一般,在挣扎中抉择、在抉择中洒脱。可他比起一般人更具有生趣的,是他那个能在种种处境下寻找生活乐趣、寻觅希望的能力,这才是成就他的背后动因。
四海为家:“江海寄余生”
这时的苏轼还没想到,自己的政治生涯仍在走下坡路。元丰二年(1079年),在湖州上任后的苏轼给宋神宗写了一封《湖州谢表》,这本是篇略带个人色彩的公事文章,却被新党所利用,说他“愚弄朝廷,妄自尊大”“指斥乘舆”“包藏祸心”,加之讽刺政府,莽撞无礼,死有余辜。一时间,苏东坡在朝廷竟无立足之地,被贬黄州。
黄州是另一个成就苏轼的地方。在这里,他写下“世事一场大梦,人生几度新凉”,中秋凄然之感跃然纸上;他写下“只渊明,是前生。走遍人间,依旧却躬耕”,仿佛已然放下了身外之物,一心返田园之境;也是在这里,他写下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“休将白发唱黄鸡”,坦荡之怀、胸中丘壑,他似乎真看透了世间风云变化,在命运和悲苦中印证了不朽的魂灵。
“未有天君不严而能圆通觉悟者。”人在能获得心的宁静之前,必须克服恐惧、恼怒、忧愁等情感,必须有拿得起、放得下的情怀,“门前流水尚能西”,谁能框定青春不老的步伐,“也无风雨也无晴”,路走多了,晴雨不过人生的过眼云烟。千百种生活的遭际,谁人能看懂,谁人能讲破,不过伟人东坡。
终了:“乐天知命”
如果前面只是瞧破、探破,东坡后面的人生与诗词更像是给人一种“知道”的大彻大悟。
对于苏轼政治迫害的顶峰是在皇太后去世后到来的。皇太后去世后,党派纷争日趋激烈,这次迫害也自然而然的包括了苏门四学子中的苏轼。这次的他更为不幸,期间几次辗转,最终被流放至一千五百里远的海南岛。
东坡终是老了。半百的年岁使得他已然饱历了命运的荣枯盛衰、千变万化,向前走,付诸天命、安谧与宁静成了他的心之所向。他在海南给朋友写信道:“来此半年,已服水土,一心无挂虑,因为已经乐天知命。”
他妥协了吗?也许没有。他在落魄中又一次试图和解,“死即葬于海外”,这是他留给王古的文句。他已做好了在“此间食无肉,病无药,居无室,出无友,冬无炭”生存下去的准备,果然,不出一年,“放杖而笑,孰为得失?”这是他放过自己、给世界的又一次答复。
命运的转机来到了元符三年(一一〇〇)。新皇太后摄政,所有元祐老臣一律赦罪,苏东坡渡海至雷州后又一次开启了漂泊无定的生活。他回到常州,却受病痛折磨,只能于一寺院中度过余生。有方丈请他“要想来生”,东坡只轻声应:“然生死亦细故尔,无只道者。”他“知命”,这也是他晚年得以自恰的核心主题。
一洗万古凡马空:后世于东坡的敬仰与评价
后人对东坡词的评价,其实也是对东坡自身的评述。我最喜徐喈风在《荫绿轩词证》中给苏轼词的评价:“词虽小道,亦各见其性情。性情豪放者,强作婉约语,毕竟豪气未除。性情婉约者,强作豪放语,不觉婉态自露。”东坡复杂、立体的人格与词风远非一词所能囊括,如果一定要有的话,“性情中人”也许是最好的评价了吧。
“吾上可陪玉皇大帝,下可陪卑田院乞儿。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。”无论贫贱,不生缘故,东坡的生活艺术是于命运与际遇中渴求平衡与安宁。而诗词正是他表达自我的一种独特方式。他将几乎赤子般的情愫寄托于诗歌中,用诗歌反映他面对现实的苦楚与不安、挣扎与洒脱。(作者:左家齐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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